金年会

編者按：11月8日至11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在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回望黨的百年曆程，曾有過兩個“曆史決議”，對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将于11月15日出版的本期《環球人物》雜志，詳細記述了兩個“曆史決議”産生的曆史條件、時代背景及重要意義等，現分上下篇推出，敬請關注。

鄧小平會見外賓的時間通常都掌握得很準，到吃飯前就結束。但是1980年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采訪，談話從上午10時開始，持續到12時10分，“超時”了。鄧小平似乎言猶未盡，主動提出：“怎麼樣，到吃飯時間了，肚子要‘鬧革命’了。看來你的問題還沒問完，我們找時間再談一次吧！”兩天後，也就是1980年8月23日上午，鄧小平又見了法拉奇一次。兩次加起來，兩人一共交談了4個多小時。采訪圍繞一個核心問題展開：怎樣評價毛澤東。鄧小平當時正在主持編寫《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即第二個“曆史決議”，其核心議題亦如此。

此刻，時代的腳步已邁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已走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随着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和深入進行，黨内外的思想十分活躍。其間，有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把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錯誤加以極端誇大，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一些人還惡意攻擊毛澤東。鄧小平與法拉奇的長時間交談，也是為了把這個問題講透。

鄧小平告訴法拉奇：“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産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所以，正确處理改革開放前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關系，不隻是一個曆史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建議大家把《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找出來再看看。”

“确立毛澤東同志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然而，由于對國際國内形勢的認識發生一些偏差，指導思想也發生偏差，最後導緻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錯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确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在曆史性的偉大轉折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幾個重大原則問題：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不解決這些問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順利推進。為統一思想，在1979年春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有人建議要像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那樣，作一個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央決定，首先通過時任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作慶祝新中國成立30周年講話，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曆史作個初步的基本估計。”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決議》起草小組成員石仲泉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胡喬木曾說，這是一個慶祝講話，不是對過去30年作全面總結，那樣的總結隻能在另外的時間通過另外的會議，經過詳細的讨論，作出正式的專門的文件。

1979年11月，在鄧小平親自主持下，《決議》起草小組成立。“參加具體工作的約有20人。起草工作是在中央領導下進行的，鄧小平曾多次提出修改意見。起草小組的具體工作由胡喬木直接負責。”石仲泉說。

起草小組先寫出了一份提綱，鄧小平看後不太滿意。1980年3月19日，他找中央負責同志談話，說提綱鋪得太寬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他還提出三點意見：“第一，确立毛澤東同志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緻向前看。争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内、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确，認識得到一緻，曆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起草小組形成了初稿，鄧小平覺得還是不行。1980年6月27日，他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确立毛澤東同志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整個文件寫得太沉悶，不像一個決議。看來要進行修改，工程比較大。”“主要的内容，還是集中講正确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曆史。”

可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始終困擾着人們的認識。“初稿被鄧小平否定後，我們起草小組這些人覺得，我們都是從‘文化大革命’中過來的，寫的内容從學術角度來看沒什麼問題，卻被要求推倒重來，我們感到束手無策。”石仲泉說，後來再回頭看，實際上是大家當時站在曆史中寫曆史，沒有跳出來，站位不夠高，沒有理解鄧小平的戰略眼光。

胡喬木提出一個解決思想疙瘩的方法：把毛澤東晚年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别，毛澤東晚年錯誤不屬于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就解決了批判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與肯定毛澤東思想的“互相打架”問題。“胡喬木上手逐字逐句琢磨修改，不少段落推翻重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部分，基本上是他改成的。”石仲泉說，鄧小平對這一版新的修改稿基本認可。

“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

1980年9月，中央政治局決定，組織全黨4000名高級幹部對《決議》稿進行讨論。這被稱為“四千人大讨論”。“起草小組到全國各地聽取意見，我當時到廣東省聽取意見。大家暢所欲言，有代表性的意見，我們随時集中反映，寫出簡報上報中央。”石仲泉說。

大讨論過程中，重點也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一些人，特别是挨過整的人，言辭激烈，夾雜着個人感情，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失誤和錯誤，都應由毛澤東一人負責。對于毛澤東思想，有人說，毛澤東同志犯了很多錯誤，《決議》中就幹脆不寫毛澤東思想部分。有人說，把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和毛澤東思想區别開來，等于毛澤東個人的思想不代表毛澤東思想，在邏輯上講不通。

這些偏激的看法，讓一向以直言著稱的時任中央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聽不下去了。他也挨過整，1959年被錯劃為“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成員。1980年11月，在中央紀委的一次座談會上，黃克誠一口氣說了很多：“如果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所曾犯的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曆史事實。我認為，凡是我有發言權的時候，我沒有發表意見反對錯誤的決定，那麼事後我就不能推卸對錯誤的責任。比如反右派鬥争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隻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讨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麼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躍進中，許多同志作風浮誇，把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黃克誠的報告一結束，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鄧小平通過大讨論相關簡報看到了大家的意見。1980年10月25日，他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丢不得。丢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

國際社會也十分關注國内動态。20世紀80年代初，時任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說，《毛澤東選集》的很多内容容易懂，而且管用；津巴布韋的勝利，基本上是毛澤東思想中符合于他們那裡實際的東西所引導而取得的勝利；毛澤東思想無論如何不能丢，毛主席不但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領袖。

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人在思想上做不到實事求是。“想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人隻是少數，但影響很大、很不好。”石仲泉說，“這時候，鄧小平的戰略定力就十分重要，他告訴大家，好的意見要吸收，不好的意見要堅決頂住。”

關鍵時刻，陳雲提出寶貴意見。他在1981年3月的一次講話中說，《決議》要達到确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目的，需要增加回顧新中國成立以前28年曆史的段落。鄧小平說：“60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澤東同志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現在前言有了。”

“後來，這個前言部分寫得一氣呵成，這一稿基本定型。”石仲泉說。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幕。會議經過10天讨論，充分肯定了決議稿，也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此後，起草小組又根據這次會議的意見作出修改。6月27日至29日，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一緻通過了《決議》。會議公報指出：“《決議》的通過和發表，對于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同心同德地為實現新的曆史任務而奮鬥，必将産生偉大的深遠的影響。”

“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基礎”

1981年7月1日，在建黨6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用5個整版刊登了《決議》全文。《決議》共3.4萬字，分8個部分：建國以前28年曆史的回顧；建國32年曆史的基本估計；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7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曆史的偉大轉折；毛澤東同志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決議》在第二部分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的10個方面的重要成就：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産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實現和鞏固了全國範圍（除台灣等島嶼以外）的國家統一，根本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勝利地進行了保衛祖國邊疆的鬥争；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了生産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産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産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人民解放軍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得到壯大和提高，由單一的陸軍發展成為包括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在内的合成軍隊；在國際上，始終不渝地奉行社會主義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倡導和堅持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全世界124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同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發展了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

“這初步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總任務、總布局，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設計了總體方案，為中國共産黨‘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接續奮鬥奠定了曆史基礎。”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劉倉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正如《決議》指出的，雖然我們有過把階級鬥争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後來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長時間的嚴重錯誤，但“32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我們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基礎”。

又過了32年，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對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要正确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

在如何評價毛澤東這一關鍵問題上，《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做了第一次概括，那就是實事求是、群衆路線和獨立自主，至今對各項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石仲泉說。

2013年1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用1/3的篇幅講述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把我們黨建設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不論過去、現在和将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不論過去、現在和将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為了群衆，一切依靠群衆，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把黨的正确主張變為群衆的自覺行動，把群衆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不論過去、現在和将來，我們都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決議》不僅使黨對于重大曆史問題的是非統一了認識，标志着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而且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未來發展具有長遠指導意義。《決議》對後來的改革開放進程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石仲泉說。

“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曆史考驗”

《決議》通過之後，40年發展曆程，已經生動地見證了《決議》的長遠指導意義。

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重要判斷為例，《決議》首次明确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并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比較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必然要經曆一個長久的過程”。繼《決議》之後，1982年，黨的十二大再次肯定“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并首次将“物質文明還不發達”作為其基本特征。1987年，黨的十三大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不僅闡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定内涵、起訖時間、曆史地位、主要矛盾，揭示了這一階段的基本特征和曆史任務，而且制定了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主要内容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1997年，黨的十五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特征的概括，由十三大時的5條擴展到9條，完整勾畫出我國在這一階段逐步擺脫不發達狀态，縮小同世界先進水平差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奮鬥過程。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曆史階段進行了論述，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将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2020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之後，我們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進軍，這标志着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2021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讨班開班式上指出，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同時是其中經過幾十年積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發展的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要求。

《決議》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矛盾也做出了判斷。“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産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這一判斷指導了整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此期間，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一直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黨的十九大召開時，經過近40年的艱苦奮鬥，中國社會即将實現全面小康，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顯著提高。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莊嚴宣告：“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曆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決議》對毛澤東思想作了科學概括和總結，确定毛澤東思想的内涵包括‘六加一’：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理論、關于政策和策略理論、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論、關于黨的建設理論，加上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石仲泉說。

《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甯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确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産黨集體智慧的結晶。”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指出：“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黨的十二大對毛澤東思想作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加了‘建設’二字，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甯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産物。”石仲泉說。

随着曆史車輪滾滾向前，中國共産黨的行動指南與時俱進。黨的十九大通過的黨章指出，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發展”。

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會上，鄧小平說過：“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曆史考驗。”今年是《決議》通過40周年，站在新的曆史節點回望曆史，《決議》仍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可以說，它達到了在那個時代黨的認識所能達到的曆史高度，解決了當時黨和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曆史問題，使全黨全國人民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實現了高度團結，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上銳意進取，加快推進改革開放。

如今，世界正經曆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已經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曆史進程。站在曆史的新起點上，回望過去40年來乃至過去100年來的奮鬥、犧牲和創造，我們黨需要再次作出深刻總結和科學分析，我們黨過去為何能夠成功？未來怎樣做才能繼續成功？思想是行動的先導。隻有思想上認清了，認識想通了，全黨才能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實現更加緊密的團結，才能更好更快地适應新時代新階段的要求，繼往開來再出發，向着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奮勇前進。（作者：田亮）

來源：環球人物微信公衆号